美刊：谈论中国别再使用“粗线条”

【美国《时代》周刊2月8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别再使用粗线条(作者  杰弗里·瓦瑟施特伦)
    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着迷和关注程度无疑一直在明显上升，随之而来的最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Big China Books)激增。“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是我对需要用黑体字题写书名的著作喜欢用的叫法。
    21世纪此类书籍的第一部是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年)。该书而言，共产党即将倒下(尽管9年后它仍站立着)。出版日期较近的包括威尔·赫顿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2007年)和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不祥之兆》声称，除非走西化道路，否则中国的上升势头难以为继，《当中国统治世界》则反驳说，北京注定要取代华盛顿，成为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首都——而要做到这一点，北就不必放弃儒家价值观或列宁主义思想。
    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藉作者有两个共同之处：深信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尽管数十年来中国不断使学者和学术专家的各种最佳猜测落空)；能够对重大问题提供容易概括的答案。最成功、得到书评最多的作者往往用具有煽动性的书名阐明论点，而这些书名通常迎合正在进行的正反观点大辩论，或者引起新的辩论。
    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质量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甚至质量最好的书也使我沮丧，因为书的内容只是鸟瞰中国。这类书的作者采用超然的视角，往往使用粗线条描绘实际上需要细腻笔触进行描绘的东西。例如，在大多数作者看来，中国人口不存在任何差别，或者可以一刀切：90%是汉人，10%是少数民族，民族界限分明；不是忠诚者就是异见分子，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断层线显而易见，等等。
    在我所了解的中国，错综复杂的区域差异导致人口分化，从很多人的观点看，他们既不是异见分子，也不是忠诚者。这个国家拥有多种传统，并非只有一种儒家传统；存在多种不连贯性是这个国家悠久历史的特点，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想像的中国这个大国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
    幸运的是，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并非对中国感到好奇的普通读者唯一的选择，因为许多在地面上看中国而不是鸟瞰这个国家的重要著作也在不断问世。例如，在这里我就想到了《世界不平坦：来自上海的教训》一书(2007年)，安德鲁·罗斯在书中生动描述了以上海为基地的外包业人性的一面。罗斯把他的研究工作称为“学术性报道”。
    10年来值得注意的例子不断出现，但最多的大概是在2008年。那年出版的两本最富启发性的著作是张彤禾的《打工妹》和迈克尔·迈耶的《老北京的没落》。《打工妹》讲述的是有关外来务工人员的感人故事，作者对地域不同、性别差异和代沟造成的隔阂非常敏感。《老北京的没落》对极快的发展进行了深刻思考。
    这里有个好办法，可以表明学术性报道类著作不同于大而化之谈论中国的书籍：把2004年问世的两本出版物即伊恩·约翰逊的《野草：三个来自现代中国的有关变革的故事》和布鲁斯·吉利的《中国民主的未来》放在一起。两本出版物的作者都利用了长期报道中国问题的经验。吉利声称知道中国的未来会如何；约翰逊把重点放在讲述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故事上，对于中国也许正在走向何方，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总的说来他仅仅满足于试图帮助读者比较清晰地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