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须“激进地告别”过去

【美国《纽约时报》l月21日文章】题:白宫里的激进者(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立国近233年后,结束内战144年后,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46年后,美国人终于推选一名黑人男子奥巴马担任总统。
　　然而,我们不能让这成为我们打破的最后一个桎梏,更不能让它成为我们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既然已经跨越了过去,我们就必须撰写一段新的历史,一段将使美国恢复生命、恢复生气、恢复生机的历史。这才是奥巴马就职演说的精髓所在。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奥巴马真与那个名叫比尔·艾尔斯(越战时期美国一激进组织成员,2008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曾一再攻击奥巴马与其关系过密——本报注)的芝加哥老激进分子混了几十年。
　　我希望奥巴马真是一位隐藏身份的激进者。
　　并非左派或右派的激进者,只是激进者而已,因为这是一个激进的时刻。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激进地告别过往的时刻。
　　无论是守着我们的声誉坐吃山空,还是每当重大问题也许会造成痛苦时便采取拖延战术,还是告诉自己说突发性新举措(如汽油税、全国医疗体制改革和银行业改革)过于困难或“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这些做法都再也无法帮助美国繁荣起来了。所以,我对奥巴马总统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他将会与这一时刻一样激进——他将会把所有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谈。
　　我们的体制很少为大胆的举措和真正的全新开始提供机遇——这要部分归因于设定在我们宪法中的单纯惰性与僵化性,即宪法所包含的刻意的分权制度;这还要部分归因于游说资金与全天候的新闻报道对巨大变动的合力阻碍。
　　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说:“体制是为僵化性设计的。平时,美国人生活的能量与活力蕴藏在经济和社会当中,人们以怀疑或冷漠的眼光来看待政府。
　　但在全国性危机到来时,美国人又期待政府解决那些直接影响他们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总统就有能力做一番大事。
　　这样的时刻很少到来。但它为那种有能力重塑政治格局、重塑一代人政治观点的领导人提供了舞台。”
　　他接着说,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得以推行新政,重新定义联邦政府的作用,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遇刺与“民权运动的精神躁动”叉使林登·约翰逊得以颁布“伟大社会”方案,包括医疗保障计划、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
　　桑德尔总结说:“这些总统不仅颁布了新法律,推行了新计划。他们还重新书写了社会契约,重新定义了公民的含义。
　　奥巴马所面临的时刻,以及他的总统工作,也可能产生这样的重要意义。”
　　布什完全浪费了9·11之后的时刻,没有号召国民大刀阔斧地改变国内境况。这就使我们陷入一些深渊之中。正是这些深渊——再加上人们广泛意识到我们正处在深渊的底部——把此时此刻变成了由华盛顿领导的激进时刻,要求激进地告别过往的时刻。
　　总而言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把一位黑人男子推举为总统是对过往的一种激进的告别;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将如何激进地告别现状。正如奥巴马本人在国会大厦台阶上所说的那样:“固守现状、保护狭隘的利益集团、把麻烦的决定推给未来的时代显然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必须以全新的方式回过头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治理我们的星球。时机已晚,工作很难,风险很大,回报也很丰厚。